上海大学教授朱子彦：司马懿历史形象再思考
上海大学教授朱子彦：司马懿历史形象再思考
作者简介：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秦汉魏晋史研究，曾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主讲《大话三国谋略》，后在湖北卫视主讲《荆楚三国》，出版《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多维视野的大明帝国》《中国朋党史》《后宫制度研究》《朱子彦论三国谋略》等专著十余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哲》《史学月刊》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三国时代龙争虎斗，英雄辈出，而诸葛亮、司马懿则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千百年来，人们将诸葛亮奉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清廉的典范、正义的象征、爱民的贤相、忠臣的圭臬，而将司马懿定为凶狠阴鸷、残暴嗜杀、老奸巨猾、狐猸事上的野心家、阴谋家。汉晋之际，这两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在治国理政、用兵谋略上难分伯仲的历史人物，最终的历史评价反差之大犹如云泥，令人惊诧莫名。
毋庸讳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史人物往往功过同在，功过集于一身，其中不合逻辑，前后矛盾的“二律背反”[1] 现象比比皆是。[2] 臧否历史人物或事件，最需要注意的关节点，就是力求保持客观的态度，不能用理论来削足适履，不要过度注目于某些历史积案的是非，也不要简单地用后世的是非观、价值观来判断历史。特别需要摆脱历史人物平面化、道德化的研究方法。
有关司马懿及曹魏政治的研究历来不乏前贤时彦的关注，但司马懿历史形象的形成过程，古代著名史学家对司马懿的评论究竟是否恰如其分，司马懿究竟是曹魏政权的掘墓人，还是曹操事业的继承人？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从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言，这二者又孰轻孰重？这些问题似乎尚无学人涉足，笔者不敏，试作如下分析。
一、 仁义道德与“卡里斯玛”的博弈
司马懿被后人长期诟病的主要原因是他的“狼顾相”，以及“高平陵事变”。关于“狼顾相”以及“高平陵事变”的前后经过，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赘述。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世人对高平陵事变的看法。
高平陵之变后，“夏侯霸降蜀，姜维问之曰：‘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3] 所谓“营立家门”，周一良先生诠释云：“并非谋求发家致富，而是谋求取代曹氏，篡夺政权，司马氏之心固不待司马昭而路人皆知矣。”[4] 高平陵之变不仅为日后司马代魏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彻底暴露了司马懿残酷嗜杀的庐山真面目，后世之人对司马懿诟病和颇多微词主要是因为他在高平陵之变中施展了过多的阴谋权术和血腥屠杀。
司马懿剪除政敌曹爽，本不为奇，问题在于，司马懿此时已对曹爽做出郑重的政治承诺，“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5] 又有蒋济、陈泰、尹大目、许允等多人为司马懿作担保。先秦秦汉之时，社会风气仍较淳朴，受宗法制度与周礼的熏陶，士人之间的交往，皆以信守诺言、[6] 崇尚道德为本。所以，曹爽等人没有理由轻易怀疑身为太傅、“朝廷之望”[7] 的旦旦誓言。在司马懿保证自己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曹爽才打消了疑虑，决定放下武器，做一个富家翁。司马懿出尓反尔，言而无信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当曹爽被杀，高平陵之变的“有功”之臣纷纷论功行赏时，太尉蒋济却拒绝晋爵增封，他上书言道：“臣忝宠上司，而爽敢包藏祸心，此臣之无任也。太傅奋独断之策，陛下明其忠节，罪人伏诛，社稷之福也。夫封宠庆赏，必加有功。今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备宰司，民所具瞻。诚恐冒赏之渐自此而兴，推让之风由此而废。”[8] 蒋济所说的“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一语，多少有点为自己开脱的意味，意思是太傅司马懿诛杀曹爽之事与我无关，我是局外人，并不知内情。蒋济辞让晋爵的上书自当不会被司马懿所接受，从此蒋济抑郁寡欢，数月之后，竟然“发病卒”。[9] 晋人孙盛评论此事说：“蒋济之辞邑，可谓不负心矣。语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蒋济其有焉。”[10]
许允在嘉平六年(254)与夏侯玄、李丰等人共同策划诛灭司马师兄弟，最后事败，被司马师流徙乐浪郡，于半道而死。[11] 司马懿利用曹爽的心腹尹大目来诱骗曹爽，尹大目眼见曹爽因自己而死，悔恨交加，故后来助毌丘俭反司马师。[12]
与司马氏家族有通家之谊的陈泰当廷痛哭高贵乡公之死，固执地要求司马昭追查弑君元凶。[13] 连司马懿之弟司马孚也觉得其侄司马昭弑君有悖君臣之道，故“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临终前他一再声称自己是“大魏之纯臣”“有魏贞士”，[14] 对司马昭弑君，司马炎受禅表示了不满。总之，这件事带来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司马昭亦为此留下了千古骂名。
高平陵之变爆发后，消息传到了蜀汉，蜀汉大将军费祎对曹爽的遭遇也深表同情，居然在蜀地设甲乙双方辩论曹爽与司马懿二人的孰是孰非。史载：“司马懿诛曹爽，费祎设甲乙论平其是非。甲以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属，得蒙顾命之任，而骄奢僣逸，交非其人，私树朋党，谋以乱国。懿奋诛讨，一朝殄尽，此所以称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为懿感曹仲付己不一，岂爽与相干？事势不专，以此阴成疵瑕。初无忠告侃尔之训，一朝屠戮，搀其不意，岂大人经国笃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谋主之心，大逆已构，而发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从后闭门举兵，蹙而向芳，必无悉宁，忠臣为君深虑之谓乎？以此推之，爽无大恶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僭滥不当矣。”[15] 这是局外人的看法，当属公允之论。
在中国历史上，以禅代范式成功地进行易代更祚的始作俑者是曹操、曹丕父子，[16] 司马代魏实际上因袭曹魏代汉，其易代鼎革的方法和范式几乎如出一辙。然而在时人的心目中，对司马氏的品评似乎比曹氏更等而下之。曹操虽被吴、蜀等敌国骂为“汉贼”，然而《三国志·武帝纪》却对其高度评价，并无不恭之词；反之《晋书·宣帝纪》对司马懿的评价根本不能与曹操道里计，作为一代奠基之君的本纪中竟然出现“三马同食一槽”“狼顾相”“猜忍”等严重的贬义词，[17] 岂不令人惊诧莫名。更令人费解的是，晋人居然也对最高统治者司马氏颇多微词，《晋书·宣帝纪》中有一段东晋丞相王导与晋明帝对话：
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18]
“创业之始”，即指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夷曹爽、何晏等人三族。“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是指司马昭居然不顾儒家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弑杀魏帝曹髦。作为晋王朝后裔的晋明帝并没有为祖宗辩护，反而感到祖宗以如此方式夺取政权，手段实在卑劣，故而无地自容地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可见，司马篡魏的理念在魏晋人的心目中业已根深蒂固。
魏晋以降的人们对司马代魏更有成见。不少人都认为司马氏弑主篡逆，得天下不正。后赵君主石勒曾云：“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19] 最具代表性的是唐太宗为《晋书·宣帝纪》所撰的制书，他对司马懿的欺伪之行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司马懿)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讬，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覩。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若不损己以益人，则当祸人而福己。[20]
唐人修撰《晋书》的诸多史事都参阅晋史旧闻，作为曹魏的四朝元老，两代托孤重臣的司马懿竟然“自作家门”，篡夺政权，就很难洗刷儒家伦理道德中至关重要的不忠的指责。唐太宗非常注重历史的现实功能，他在《修晋书诏》中明确指出国家修史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盖史籍之为用也。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21] 可见，李世民对司马懿之评有警世之意。
降及后世，清代史学家赵翼的批判亦极具代表性：
操当汉室大坏之后，起义兵，诛暴乱，汉之臣如袁绍、吕布、刘表、陶谦等能与操为敌者，多手自削平，或死或诛，其在朝者，不过如杨彪、孔融等数文臣，亦废且杀，其余列侯将帅皆操所擢用……司马氏则当文帝、明帝国势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窃威权，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内有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伺隙相图，外有王凌、毌邱俭、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声讨，司马氏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一离京辇，则祸不可测，故父子三人执国柄，终不敢出国门一步。[22]
赵翼的评论至少代表了魏晋至清代大多数人的看法。至此司马篡魏几乎成了层累[23] 的历史结论。[24]
诚然，这些对司马懿的负面评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历史上对司马懿的所有指责都涉及伦理道德层面，即司马懿以奸诈欺伪之术篡夺曹魏政权。对普通布衣平民而言，奸诈欺伪之术当然为世人所鄙视。以儒家伦理道德来看，是否言行一致，忠孝仁义诚信是衡量君子与小人的标尺。君子尚德崇义，“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25] 特别是有宋以降，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儒学各个学派强调“内圣外王”“正心诚意”“破心中贼”之后，对个人的道德修养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对君主、统治者而言，过分强调伦理道德恐怕将难以成就大事，更遑论治国平天下。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卡里斯玛”型的权威和人格。卡里斯玛(charisma)原意为“神圣的天赋”，来自早期基督教，初时指得到神帮助的超常人物，后来引申为具有非凡魅力和能力的领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卡里斯玛”品质的人，大都是王朝鼎革时期的开国之君，他们为了能夺取江山社稷，往往不择手段，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权术和谋略，本来只是带兵将帅在军事上运用的“兵不厌诈”和《孙子兵法》中的各种谋略，到了具有“卡里斯玛”品质的帝王那里，已经将兵不厌诈的权术广泛地运用到政治斗争层面。
在血雨腥风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中，仁义诚信几乎成了装饰品，谁若过分强调仁义与诚信，就成了书呆子式的酸儒，为雄才大略的君主所不屑。[26] 卡里斯玛型的人物需要具备智勇双全的政治品质。所谓“智”，即富于权谋、善于机变、拔擢人才、纳谏如流、豁达大度。所谓“勇”，并非是指匹夫之勇，而是指杀伐决断，坚忍不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心狠手毒，绝不行宋襄公那种不击半渡、不杀二毛，蠢猪式的“仁义”，也鄙视项羽式的“妇人之仁”。[27] 为了消灭政敌，必须不择各种阴谋手段，决不能心慈手软。历史证明，有勇无智者，乌江自刎；有智无勇者，不能当人主。
高平陵事件中，司马懿指洛水为誓决不杀曹爽，然而最终却夷其三族，此事历来为世人所诟病。但如果我们开拓历史的视野来看，此类事多矣。楚汉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刘邦、项羽两方皆已疲惫不堪，故于鸿沟议和，中分天下，休兵罢战。项羽将刘邦老父妻子等人质放还，撤军退回楚地。但刘邦却采纳了陈平、张良之策，毫不犹豫地撕毁了墨迹未干的鸿沟之约，率兵追杀项羽，最终逼项王自刎于垓下。[28] 史家每每斥责汉高祖、明太祖诛杀开国功臣，斥之为雄猜嗜杀，阴狠歹毒，无情无义，流氓行径。殊不知权力之争可以完全置亲情于不顾，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即使父子兄弟亦反目成仇，何况异姓君臣哉！唐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兄杀弟，逼父退位，手段之凶狠绝不亚于汉高祖、明太祖。王夫之对此事件评曰：“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王夫之从儒家伦理道德层面上对李世民痛加斥责，认为：“太宗不可复列于人类也。”“太宗之不仁，蔑以加矣。万世之下，岂无君子哉？”[29] 然而，船山先生的这个看法终究带有些书生气，如果李世民拘泥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儒家亲情，不发动喋血宫门的政变，哪里会有后来被万代称颂的“贞观之治”。由此可见，卡里斯玛的品格中具有超乎常人的强大能力，正所谓行非常之事，需有非常之人。
即使是被后人诩为一身正气，集忠君孝悌、廉洁自律、公正严明、赏罚必信、虚心纳谏等优良品质于一身的诸葛亮身上也有卡里斯玛的气质。蜀汉偏居西南一隅，人才匮乏。诸葛亮诛杀马谡时，习凿齿评曰：“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30] 其实，诸葛亮不仅诛杀马谡一人。蜀汉诸多良臣勇将，如魏延、杨仪、刘封、孟达、彭羕、李严、廖立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死在诸葛亮手中。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深谙“卡里斯玛”的品格。他在《君主论》谈到“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31] 后又特别指出：“君主必须兼有狮子和狐狸两种兽性”。狐狸虽然狡猾，但体形较小，敌不过虎豹；狮子虽然凶猛，但有时不免掉入猎人设下的陷阱。聪明的帝王就必须兼有狮子和狐狸两种气质，既要凶猛，又要狡猾，也就是将凶残嗜杀和阴谋权术融为一体。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证明，诸多具有雄才伟略的君主，十分善于运用权术欺骗那些恪守儒家伦理道德信条的君子和墨守成规、泥古不化的贵族。比如汉高祖刘邦身上就具备了狮子和狐狸的两种气质，因而最终打败了贵族出身，为人豪爽，很讲信义的楚霸王项羽。紧接着又除掉立下赫赫战功的韩信、彭越和英布等功臣，从而奠定了自己的汉朝伟业根基。司马懿和马基雅维里当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也不可能去读马氏的《君主论》，但司马懿完全具备“卡里斯玛”的品质，他的身上兼有狮子和狐狸的两种习性。
二、 谁是曹操事业的继承人
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应该是从历史的大处或大局着眼，而不应过分拘泥于个人的道德品质。古人常诟病司马氏篡位，窃取曹魏社稷江山。时至今日，封建正统观早已被彻底否定，已不存在所谓的权臣“篡位”问题。连古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32] “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33] 所以我们现在来评判王莽、曹操等人的历史功过，都不会迂腐到再以其是否废主篡位作为是非的标准。[34] 对司马懿而言，当然亦应同理。
汉末三国时代整个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拯民于水火，将四分五裂的天下统一起来。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至公元280年三国归晋，整个天下动乱分裂了将近一百年。因此谁能把分裂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天下重新统一起来，谁就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天下分崩，因战争、饥荒、疾疫所带来的灾难，以及导致的人口大幅度的锐减已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据《晋书·地理志》载：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天下有人口五千六百多万，[35] 而到了“三国鼎峙之时，天下通计户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36] 曹魏奄有北方九州之地，幅员广阔，但“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37] 梁启超先生曾经对中古时代由于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所导致人口大幅度减少的原因，做过十分细致的考察与深入的分析：“盖扰乱既亘二三十年，则仕者涂膏血于原野。举凡有生殖力者而一空之，无以为继，一也；壮者既去，老弱妇女势不能存，二也；血肉满地，疠疫缘生，三也；田弃不治，饥馑相随，四也。”[38] 平心而论，梁先生所说的这四条人口减少的原因，对处于战乱频仍的三国时期完全适用，可以说是条条切中要害。建安十四年(209)七月，曹操在辛未令中感慨万分地说：“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39] 建安二十二年(216)发生的大疫，使“建安七子”四位离世。[40] 曹植描述当时的情况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41] 建安初年，由于军阀混战，民众四散而逃，土地荒芜，无人耕种，粮食大幅度减产而引发大饥荒。不仅导致民不聊生，而且连作战的军队都无粮食供应。在曹操实施屯田制之前，军队时常食不果腹，袁绍的部队粮食不足，只能在杂粮中加入桑叶；袁术被曹操打败，在逃往青州的途中，“士众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斛。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棂床上，叹息良久，乃大咤曰：‘袁术至于此乎！’因顿伏床下，呕血斗余而死”。[42] 刘备在广陵被袁术打败，“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43] 更为痛苦的是民众的生活。董卓之乱，民不聊生，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44] “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自李傕、郭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45] 为了争霸战争的需要，曹操不得不在许昌一带实行屯田制度。屯田制实施后，各地的百姓闻风而至，也不管屯田的剥削有多重，赋税徭役的负担远远超过汉代的编民，但他们还是甘愿成为屯田民，这是因为身处乱世的百姓能够活命已足矣。
作为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曹操，其最主要的功绩就是统一中国的北方，结束群雄割据的局面。虽然曹操也有滥杀无辜，凶残暴虐的一面，但这对于很多帝王将相而言是常见现象，甚至是难以避免的，看待历史人物应该看其主流，特别是在乱世之中。当今学界对曹操的评价完全适用于司马懿，评价司马懿也必须看其主流。司马父子最主要的功绩就是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使天下归于一统。虽然司马父子是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但从汉魏时代民众的呼声，时代的主旋律来看，司马懿又是“曹操事业的继承人”。
三国鼎峙虽较之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稍优些，但三国之间干戈不止，天下无一日之宁。卫觊说：“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46] 张茂曰：“自丧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边寇在疆，图危魏室。”[47] 孙权描述当时天下的情况是：“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能相恤。”[48] 司马昭说：“唯华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余载，金革亟动，无年不战，暴骸丧元。”这不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所以司马昭当政时，“欲止戈兴仁，为百姓请命，故分命偏师，平定蜀汉，役未经年，全军独克”。[49] 当邓艾率兵进“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50] 蜀汉统治者虽欲抵抗，但蜀民都不愿继续作战，来延长国内的割据局面。由此可见，要求统一，解百姓于倒悬之苦，不仅是司马氏集团的愿望，同时也是社会的迫切要求。
从本质上来看，司马代魏与曹魏代汉并无大的区别，都是采用禅代的方式来易代更祚，那么史家为何要厚此薄彼，褒曹魏而贬司马呢？赵翼说：“曹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51] 赵瓯北认为曹魏代汉、司马亡魏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曹操先是迎汉献帝于许昌，诛灭群雄，削平诸侯，解民倒悬，汉朝赖其再得以延续二十余年，三分天下有其二后，其子曹丕才代汉称帝。司马父子对于魏室并无太大的功劳，仅仅凭借施展阴谋和权术，废主弑帝而篡夺天下。
王夫之对司马代魏更为不满，他将曹操与司马懿的禅代过程做了比较：“曹操之篡也，迎天子于危亡之中而措之安土；二袁、吕布、刘表、刘焉群起以思移汉祚，献帝弗能制，而操以力胜而得之……由此言之，虽篡有天下，而岂易易哉？司马懿之于魏，掾佐而已，拒诸葛于秦川，仅以不败，未尝有尺寸之功于天下也；受魏主睿登床之托，横翦曹爽，遂制孱君、胁群臣，猎相国九锡之命，终使其子孙继世而登天位，成一统之业。”[52]
司马懿难道真的“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未尝有尺寸之功于天下”吗？我以为赵翼、王夫之的评论主观色彩太浓，明显带有偏颇，有失史家论史之公允。实际上，无论是赵瓯北，还是王船山，他们评论的核心要点是司马篡魏仅凭诈术，而缺少“征诛”。赵翼认为“古来只有禅让、征诛”[53] 两种易代形式，所谓“征诛”即是平定天下靠武功，带有暴力革命色彩，从汤武革命到明清鼎革，莫不如是。真正的“禅让”仅出现于上古社会，后世的禅让都是“假禅让为攘夺”，也就是“禅代”。从禅代的性质来看，禅代实质上是“禅让”和“征诛”的混合体，“征诛”虽可获得控制朝廷的实际权力，但在儒学传统浸淫深厚的汉代，很难获得合法性。没有“征诛”，“禅代”将缺乏社会影响力与民众的认可，在朝廷上也缺乏威慑力；若只有“征诛”而无“禅让”，亦占领不了儒学名教所认可的伦理道德的制高点，故“后世得天下必以征诛为正”。[54]
毫无疑问，曹魏代汉并非完全是和平过渡，曹操兴兵诛灭群雄，武功之显赫，同时代无人能出其右。虽然名为受汉禅，但仍有“征诛”的意味。曹操虽然通过“征诛”，封王拜相，受九锡，建立魏国，但在儒学传统深植朝野，伦纪纲常化入风俗的汉代，很难用武力直接将汉献帝赶下政治舞台，故只能用“禅代”的方式来掩人耳目，以避免留下“篡位”“汉贼”的千古骂名。
为何赵翼、王夫之等人抑曹操而贬司马呢？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司马懿在其获得权力的过程中稍稍缺少了“征诛”的事功。古代士人最高的理想境界是能够“治国平天下”，换而言之也就是建立文治武功。众所周知，三国乃争战之世，只有用武治才能立国。曹操、诸葛亮、周瑜、陆逊等人皆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威震诸侯，名闻天下。然而就是在关键的“武功”上，司马懿仅仅诛灭了在当时名望不甚大的孟达和公孙渊，对劲敌诸葛亮只能“闭军固垒，莫敢争锋”，[55] 结果被世人嘲笑“死诸葛走生仲达”。[56] 这与曹操擒吕布、破袁绍、灭袁术、定张绣、平刘表、败马超、收张鲁，扫灭各路诸侯的赫赫武功相比，似乎相去甚远。但关键的问题是不能简单化地来评论司马懿的军功不及曹操，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知道司马懿的年龄与曹操相差整整二十四岁。[57] 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当时的天下形势已完全不同，因此他们两人的征伐之功并没有可比性。
司马懿入仕后不久，曹操就已基本上扫平了北方各路诸侯，三国鼎立的局面业已初见端倪。曹操南征北战，一手开创了曹魏王朝。然而，曹操一生中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就是刘备与孙权。刘备、孙权虽实力不及曹操，但也是一代雄才英杰，是汉末三国时期数一数二的英雄人物。曹操所说的：“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58] “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59] 等语，绝非谬赞之词，而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赞叹。曹、孙、刘能够三分天下都有各自的优势与实力，三者之间保持着一种大体的均衡，短时间内谁都“吃”不掉谁。上天其实也给过曹操统一天下的机会，在关键的赤壁之战中，如果曹操获胜，则四海归一，可惜曹操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被孙刘联军击败，三国鼎立之势也因此而形成。从此，终曹操一生再也无力大举南下，统一天下的脚步变得迟滞而无力。世人皆对曹操晚年不穿龙袍、不登皇位而感到困惑不解，其实曹操不是不想称帝，而是惧怕刘备与孙权，夏侯惇就窥破了曹操心中的隐秘。他对曹操说：“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曹操思虑再三，“从之”。[60] 说到底，曹操还是顾虑自己没有能够征服吴、蜀，统一天下。一旦代汉称帝，终究是底气不足！
三、 历史选择了司马懿
曹操死后，给时人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谁能做他事业的继承人，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正如世人皆知的，历史最终选择了司马懿。是司马懿及其子孙继承了魏武的未竟之业，历经数十年的奋斗，才于公元263年灭蜀，280年灭吴，扫平四海，完成统一大业。
司马懿高祖司马钧原为赳赳武夫，以战功起家，传之后裔，其家族已成为累世二千石的高门。经汉代社会数百年儒学之风的熏染，从司马儁开始，司马家族已由原来的“将种”完成了向儒生文人的转型。司马懿若秉承家风，治学不辍，至多只能成为如文坛巨擘曹植或建安七子式的文人。然而，汉末魏晋之际为乱世，群雄争霸，干戈不止，整个社会崇尚的是武功。俗语云：乱世出英雄，此“英雄”的含义非同一般，只有具有雄才大略，拨乱反正，建立非凡战功之人才能成为治乱世的英雄。
司马懿掌握兵权时，三国鼎立的格局已经完全形成，魏虽略强，但吴、蜀二国的实力也未可小觑，用魏大臣高堂隆的话来说：“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僣号称帝，欲于中国争衡。……今天下凋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外有强敌，六军暴边。”[61] 可见，曹魏的形势并不乐观，自公元229年起，吴蜀又重新结盟，对曹魏东西夹击，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对于司马懿而言，不能仅仅满足于治国理政，而必须继承魏武的未竟之业，统率兵马，应对吴、蜀两个强劲的对手。
司马懿虽未像曹操那样，一生戎马倥偬，征战不已。但其亲自指挥的几次战役，也是十分重要，极为成功，为西晋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例如当司马懿得知孟达欲叛魏投蜀，即当机立断，不去请示魏明帝曹睿，而是星夜起兵，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赴上庸，结果只花了八天时间就到达，仅用了十六天就攻克了上庸，斩了孟达，取得了完胜。司马懿的用兵方略可以称之为“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司马懿攻克上庸，收复东三郡，[62] 巩固了曹魏的西南边境，粉碎了蜀汉从汉中、上庸两路北伐的计划。
司马懿平辽东既是他一生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也是曹魏立国以来取得的最为辉煌的胜利。曹魏除了有孙吴和蜀汉二大劲敌外，辽东公孙氏政权也是肘腋之患。辽东公孙氏政权名义上虽然隶属于曹魏，但其割地自守，父子相袭，自置官署，不纳赋税，俨然是个独立王国。曹操、曹丕、曹睿祖孙三代都对其采取羁縻政策，辽东遂成了曹魏政权长期未能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曹魏的一大隐患。景初元年(237)，公孙渊叛魏，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改年号为“绍汉”，意谓其要继承汉朝。若公孙渊图谋一旦得逞，就将改变三国鼎立的局面，而成为四国并列，曹魏就要遭到来自西南、东南、东北三个方向的军事威胁。为此，魏明帝十分焦虑，先后派田豫、王雄、毌丘俭等将领前往讨伐，但都为公孙渊击败。如同当年秦始皇只有靠名将王翦才能灭楚一样，曹睿虽然此时对司马懿已有猜忌之心，但也只能打出司马懿这张唯一的王牌，他命司马懿为帅平定辽东。司马懿临行前，魏明帝询问此战需用多少时间，司马懿回答：“往百百，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63] 其精确算出平辽东作战的时间表，表明他已全局在胸，胜券在握，结果果如其言。司马懿平辽东之战，堪称经典战例，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智慧，正如唐太宗在《晋书·宣帝纪》制书中所说：“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李世民虽为帝王，但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其赞扬司马懿“兵动若神，谋无再计”，[64] 绝非是虚夸之词。
西晋王朝建立后，晋人十分推崇司马氏统一天下的赫赫战功。淮南国相刘颂上疏朝廷曰：“魏氏虽正位居体，南面称帝，然三方未宾，正朔有所不加，实有战国相持之势。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舟车所至，人迹所及，皆为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65] 在刘颂心目中，“宣帝(司马懿)定燕”与“太祖(司马昭)平蜀”、“陛下(司马炎)灭吴”等同，是“大晋之兴”的三大战役。在刘颂看来，只是在司马氏发动了三大战役之后，西晋才完成了统一大业。
王夫之关于“(司马懿)拒诸葛于秦川，仅以不败”的看法，完全低估了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政治与军事才能。汉末三国历史上，群贤云集，英才辈出，但真正才兼文武者仍然屈指可数。曹操帐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贾诩临阵画计，算无遗策；典韦、许褚、张辽、徐晃勇冠三军，但皆非文武全才。蜀汉政权中唯有诸葛亮既能理政，又能带兵打仗，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人才之一。诸葛亮攻魏，曹魏诸将皆非其敌手，连身经百战的五子良将之一张郃也被诸葛亮射杀。即使曹操在世，亲自挂帅，同诸葛亮交锋，亦未必能胜之。汉中之役，曹操甚至败于自己多年来的手下败将刘备即是典型一例。诸葛亮死后，司马懿称他是“天下奇才”，表示他同诸葛亮是惺惺相惜，英雄识英雄。面对诸葛亮北伐时咄咄逼人的凌厉攻势，司马懿采取了深沟高垒，坚守不战的战略战术，是非常正确的。司马懿的过人之处，就是他能够审时度势，知己知彼，料敌先机。他知道诸葛亮是天下奇才，不好对付。碰到诸葛亮这样的对手，他岂敢轻敌，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司马懿只能凭险据守，以防御战抵御诸葛亮，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司马懿坦然接受“巾帼妇人之饰”，[66] 忍常人不能忍之辱，导致诸葛亮请战不得，最终病逝于五丈原，这就使三国鼎立的局势开始发生变化，自此，吴蜀二国的国力都有所衰退，曹魏解除了警报。在司马懿等人的主持和倡导下，全力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曹魏国力不断增强。司马懿不战而屈人之兵，完全达到了战略目的。
为什么我们说司马懿是曹操事业的继承人呢？因为在他成为曹魏辅政大臣，特别是掌握兵权之后，确实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在司马懿平辽东之前，他奉魏明帝之诏，返回故乡温县，举行乡饮酒礼。在酒宴上，司马懿赋诗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67] 诗中“肃清万里，总齐八荒”之句可谓是雄视千古，气吞万里，应该是全诗的诗眼，这八个字表达了司马懿欲扫平六合，混一宇内的心愿。
司马懿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而且很懂得治国之道，在政治上颇有建树。针对“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书，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力役，以苏民困。司马懿自辽东返回后，“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68] 司马懿拔擢人才，也是任人唯贤，着重于事功。《晋书·孝愍帝纪》史臣干宝曰：“(宣皇帝)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贤愚咸怀，大小毕力。尔乃取邓艾于农琐，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达，东举公孙，内夷曹爽，外袭王凌。神略独断，征伐四克，维御群后，大权在己。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69] 司马懿慧眼识英雄，其拔擢邓艾之例最为典型。邓艾出身寒微，因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为稻田守丛草吏”。但其很有才能，遂被司马懿破格选用，史载，“宣王奇之，辟之为掾，迁尚书郎”。[70] 邓艾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深谙兵法，是三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将领。曹魏在灭亡蜀汉过程中，邓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偷渡阴平直捣成都的奇兵大纵深穿插迂回战术，已作为军事史上的杰作而载入史册。
司马懿不仅重视军事，而且注重发展经济。司马懿强调：“灭贼之要，在于积谷”，[71] 而要积谷，就必须加强水利建设，开塘筑陂。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司马懿大力兴修水利工程，“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当时洛阳至淮南一带，河渠纵横，引水灌田，“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嘉平四年，关中饥，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充军实”。[72] 司马懿又接受邓艾的建议，于正始二年(241)在淮南寿春一带地区，“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73] 曹魏又以关中长安为征蜀的战略前线，为保证军粮供给，司马懿开成国渠灌溉关中西部渭北农田。《晋书·食货志》云：“青龙元年，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舃卤之地三千余顷，国从充实焉。”[74] 曹魏军屯的发展和推广以及与之配套的水利设施的兴建，既有利于富国强兵，也减轻了民众的负担。自此，三国鼎立的平衡格局逐渐被打破，战略优势开始倒向曹魏。司马懿开创的兴屯田、修水利的经济措施为三国最后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历史证明，尽管曹魏占有一定的优势，但统一三国的进程仍然十分艰巨，曹魏不仅要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而且要有打长期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平定天下的任务绝不可能由一两代人来完成。尽管司马懿较为长寿，但在他有生之年仍未能完成统一大业，所以必须由其子孙来继承他的事业。
其实司马代魏并不容易，自司马懿与曹爽为敌后，司马氏与曹氏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对抗与较量，从中央到地方，双方的斗争在各个层面展开。司马师执政时间虽短，但处于魏晋鼎革的历史转型时期，所以面对的形势更为复杂，他继承了司马懿的未竟事业。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控制朝政，他“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任用和拔擢人才。于是“四海倾注，朝野肃然”。[75] 他一方面使曹魏旧臣不断地转投于司马氏的门下，从而削弱曹魏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新进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的霸府，为司马氏集团日后转化为西晋王朝打下基础。司马昭则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他执政后，励精图治，迅速平定淮南诸葛诞之叛，并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增强军事实力，使曹魏国力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壮大。他修订的《晋律》比之《汉律》又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是“刑宽禁简”，[76] 颇得民心。司马昭还罢掉屯田官，废除民屯制度，将民屯的国家佃农改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这使他们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身份地位有所提高，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司马昭平淮南之乱，不杀吴军俘虏。其“能以德攻”的怀柔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使得“吴众悦服，江东感之”，
[77] 对争取吴国民心的归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亦为日后晋武帝平吴打下良好的基础。在三国后期，天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司马昭看准时机，挥师灭蜀，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以往有些学者在分析西晋统一原因时，特别强调客观条件。即认为三国后期，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已超过南方，所以西晋的统一是必然的。其实，即使北方经济实力强大，但如果不发挥人的主观作用，要迅速实现统一也绝非易事。三国后期如果不出现司马炎、羊祜、杜预这样卓越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要完成“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大业仍然是困难的。对司马氏统一全国的功绩，习凿齿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说：
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跱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宣皇帝势逼当年，力制魏氏，蠖屈从时，遂羁戎役，晦明掩耀，龙潜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难，躬蹈履霜之险，可谓危矣！魏武既亡，大难获免，始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旋抚诸夏，摧吴人入侵之锋，扫曹爽见忌之党，植灵根以跨中岳，树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业亦固。景文继之，灵武冠世，克伐贰违，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极，功格皇天，勋侔古烈，丰规显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78]
习凿齿的这一见解卓尔不凡，绝非是虚美之词。虽然晋武帝后期昏庸，择嗣不当，武帝之后，出现了晋惠帝这样的白痴皇帝，导致永嘉之乱和衣冠南渡，但这笔账绝不能算到司马懿头上。
近来民间有舆论把曹魏灭亡的原因归诸司马懿长寿，活到73岁，而曹魏的两位君主皆寿不永年，魏文帝曹丕40岁病殁，魏明帝曹睿仅35岁崩殂，因而使司马懿有机可乘，篡夺曹魏政权。我认为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汉晋之际，由于生活、食品、医疗等各方面的原因，时人的寿命普遍较低，但享高寿者也不在少数。陈寿撰《三国志》、房玄龄等撰《晋书》之人物传，凡80岁以下去世者，皆不写其年龄，凡80岁以上者皆书之。笔者兹据史书，将享“伞寿”以上者罗列如右：魏开国功臣程昱于黄初元年去世，曹丕为之流涕，追赠车骑将军，谥曰肃，寿八十。[79] 司马懿之弟安平献王司马孚“泰始八年薨，时年九十三”。[80] 魏司徒高柔“景元四年，年九十薨”。[81] 魏司徒“董昭年八十一薨”。[82] 魏光禄大夫常林，“年八十三，薨”。[83] 魏太中大夫田豫“年八十二薨”。[84] 西晋太保王祥“年八十有五”。[85] 吴大司马吕岱“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86] 吴卫将军士燮“黄武五年，年九十卒”。[87] 魏太尉王凌79岁时，仍十分康健，但因在淮南谋反，在司马懿逼迫下，服毒自尽。以上诸人的寿考皆超过司马懿，他们在魏吴两国亦历官至公卿将相，但都不可能左右朝政，更遑论易代更祚。可见司马懿绝非是靠长寿代魏成晋的。
参考资料
[1] 二律背反(antinomies)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哲学基本概念。它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由于人类理性认识的辩证性力图超越自己的经验界限去认识物体，误把宇宙理念当作认识对象，用说明现象的东西去说明它，这就必然产生二律背反，而实践则可以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论证相对性与绝对性统一的真理。
[2] 例如像曹操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岂能简单地褒贬其功过是非。在曹操身上集中的种种悖论，“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页)是最好的概括。这个“能臣”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而这个“奸雄”又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为其处世准则。
[3]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钟会传》注引《汉晋春秋》，第791页。
[4]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页。
[5] 《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注引《世语》，第287页。
[6] 古人大都重承诺，史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史记》卷一〇〇《季布栾布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31页)；又如汉武帝时，东方朔在上书中声称自己“信若尾生”。颜师古注曰：“尾生，古之信士，与女子期于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42页)
[7] 《三国志·魏书》卷二二《陈矫传》注引《世语》，第644页。
[8] 《三国志·魏书》卷一四《蒋济传》，第455页。
[9] 《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注引干宝《晋纪》载：“蒋济以曹真之勋力，不宜绝祀……济又病其言之失信于爽，发病卒。”(第292页)
[10] 《三国志·魏书》卷一四《蒋济传》，第456页。
[11] 《三国志·魏书》卷四《齐王芳纪》注引《世语》及《魏氏春秋》并云：“此秋，姜维寇陇右。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征还击维，至京师，帝于平乐观以临军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第128页)《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玄传》注引《魏略》曰：“(许)允闻李丰等被收，欲往见大将军，已出门，回遑不定，中道还取袴，丰等已收讫。大将军闻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丰等，不知士大夫何为怱怱乎？’是时朝臣遽者多耳，而众人咸以为意在允也……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随，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第303页)
[12]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毌丘俭传》注引《魏末传》载：“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侧，大将军(司马师)将俱行。大目知大将军一目已突出，启云：‘文钦本是明公腹心，但为人所误耳，又天子乡里。大目昔为文钦所信，乞得追解语之，令还与公复好。’大将军听遣大目单身往，乘大马，被铠甲，追文钦，遥相与语。大目心实欲曹氏安，谬言：‘君侯何苦若不可复忍数日中也！’欲使钦解其旨。钦殊不悟，乃更厉声骂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败矣，善自努力也。’”(第766页)
[13] 《资治通鉴》卷七七，“景元元年五月”条曰：“昭入殿中，召群臣会议。尚书左仆射陈泰不至，昭使其舅尚书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乃入，见昭，悲恸。昭亦对之泣曰：‘玄伯，卿何以处我？’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复更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8页)
[14] 《晋书》卷三七《安平献王孚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84页。
[15] 《三国志·蜀书》卷四四《费祎传》注引《殷基通语》，第1062页。
[16] 参阅朱子彦：《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14－73页。
[17]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20页。
[18]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20页。
[19] 《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第2749页。
[20]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21页。
[21]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一《修晋书诏》，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67页。
[22]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七“魏晋禅代不同”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7－148页。
[23] 顾颉刚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他提出“层累说”，创建“古史辨派”，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24] 案：近现以降，学界对司马代魏的看法已与古人不完全一致，甚至大异其趣。此处仅是探讨司马篡魏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并不代表笔者也认同此观念，我认为，今日学者对司马代魏可以见仁见智，做出更客观、更符合历史的评判。
[25] 来可泓：《论语直解·宪问篇第十四》，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
[26] 汉高祖刘邦最厌恶书呆子式的儒生，甚至将尿撒入儒冠之中，故舌辩之士郦食其见刘邦时，不敢自称儒生，而称自己是高阳酒徒。
[27]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对刘邦云项羽之为人：“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第2612页)
[28] 此类言而无信之事史不绝书。如黄武五年(226)，任交趾太守40年之久的士燮去世，士燮之子士徽意欲叛吴自立，割据一方。吴安南将军吕岱率兵前往交趾。士徽听说吕岱率军前来讨伐，十分惊恐，不知所措。士徽的堂弟中郎将士匡与吕岱有旧，吕岱任命士匡为师友从事，先让他写信给士徽，“告喻祸福”。接着又遣士匡见徽，劝说士徽承认罪责，“虽失郡守，保无他忧”。吕岱率军到交趾后，士徽与其兄士祗，弟士干、士颂“等六人肉袒奉迎”，以示谢罪。吕岱辞谢，并命令士徽等人穿上衣服，随后前往郡城。吕岱到郡城后立即设宴，布置帷幕，邀请士徽兄弟等人依次进入。此时宴会上宾客满坐。吕岱突然起身，“拥节读诏书，数(士)徽罪过”。士徽兄弟遂被武士反绑两手押出，吕岱将他们全部斩首，“传首诣武昌”。吕岱违背承诺，杀已降的士徽兄弟六人，裴松之引用孙盛之语表达了自己的愤懑：“夫柔远能迩，莫善于信……吕岱师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灭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孙权之不能远略，而吕氏之祚不延者也”。参见《三国志·吴书》卷四九《士燮传》及裴注孙盛曰，第1193－1194页。
[29]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之二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10－711页。
[30] 《三国志·蜀书》卷三九《马谡传》注引习凿齿曰，第984页。
[31]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9页。
[32] 《资治通鉴》卷七三，景初元年十月条，第491页。
[33]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第53页。
[34] 吕思勉指出：“立君本来是为民的。如其本来的君主，因种种原因不能保护国家和人民，而另有一个能够如此，则废掉他而自立，原不算错，而且是合理的，因为这正是合于大多数人的幸福的呀！” 又说：“篡汉本来算不得什么罪名。”参见吕思勉：《三国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04、105页。
[35]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第414页。
[36] (唐)杜佑：《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丁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67页。
[37] 《三国志·魏书》卷二二《陈群传》，第636页。
[38]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卷四，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84页。
[39]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第32页。
[40] 参见(三国魏)曹丕：《与吴质书》，(南朝梁)萧统编：《昭明文选》卷四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曹丕《与吴质书》中言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幹)、陈(琳)、应(瑒)、刘(祯)，一时俱逝，痛可言邪！”(第184页)
[41] (晋)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五》注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页。
[42] 《三国志·魏书》卷六《袁术传》注引《吴书》，第210页。
[43] 《三国志·魏书》卷三二《先主传》注引《英雄记》，第874页。
[44]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36页。
[45]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列传》，第2341页。
[46] 《资治通鉴》卷七三，景初元年十月条，第490页。
[47] 《资治通鉴》卷七三，景初元年十月条，第491页。
[48] 《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吴主传》，第1132页。
[49] 《三国志·吴书》卷四八《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第1163页。
[50] 《三国志·吴书》卷四二《谯周传》，第1030页。
[51]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七“魏晋禅代不同”条，第147－148页。
[52]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之三一，第335－336页
[53]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七“禅代”条，第143页。
[54] (清)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三六《与邱草心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页。
[55]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21页。
[56]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9页。
[57] 司马懿生于东汉灵帝光和二年(179)，曹操生于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
[58] 《三国志·蜀书》卷三二《先主传》，第875页。
[59] 《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吴主传》注引《吴历》，第1119页。
[60]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及《世语》，第53页。
[61] 《三国志·魏书》卷二五《高堂隆传》，第714页。
[62] 东汉末年，由于汉中为五斗米教首领张鲁所占领，加之山川环绕，房陵、上庸与西城遂与益州本部分离，同时，其战略地位也逐渐凸现出来。汉魏之际，此三县均升格为郡，史称东三郡。田余庆指出：“在研究了东三郡的地理历史状况以后，应当获得新的理解。当年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之地是汉中，刘备欲得汉中以步刘邦后尘，按草庐三顾之时的设想，只有道出东三郡最为现实可行；出东三郡而得汉中，就具有当时所谓‘跨有荆益’地理历史含义。”参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4页。
[63]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10页。
[64]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21页。
[65] 《晋书》卷四六《刘颂传》，第1279页。
[66]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8页。
[67]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10页。
[68]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13－14页。
[69] 《晋书》卷五《孝愍帝纪》，第133页。《老子》：“大象无形。”“执大象，天下往。”王弼注：“大象，天象之母也。”(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2页)此处借指明君圣主顺应民意，统一天下。
[70]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邓艾传》，第775页。
[71]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15页。
[72]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85页。
[73]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邓艾传》，第776页。
[74]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85页。
[75] 《晋书》卷二《景帝纪》，第26页。
[76] 《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67页。
[77] 《三国志》卷二八《诸葛诞传附唐咨传》，第774页。
[78] 《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第2155页。
[79] 《三国志·魏书》卷一四《程昱传》注引《魏书》曰：“昱时年八十。”(第429页)
[80] 《晋书》卷三七《安平献王孚传》，第1085页。
[81] 《三国志·魏书》卷二四《高柔传》，第690页。
[82] 《三国志·魏书》卷一四《董昭传》，第442页。
[83] 《三国志·魏书》卷二三《常林传》，第660页。
[84] 《三国志·魏书》卷二六《田豫传》，第729页。
[85] 《晋书》卷三三《王祥传》，第989页。
[86] 《三国志·吴书》卷六○《吕岱传》，第1387页。
[87] 《三国志·吴书》卷四九《士燮传》，第1193页。